我不写信不打电话

　　北京电信或是中国电信看了上面这个小标题，不会高兴。但是，这就是我无法改变的生活现实。

　　在过去三年里，我几乎所有书信的往来都不是通过邮局，而是通过国际互联网。

　　在过去三年里，我家里没有订阅一份报纸。但是，每天早上，打开电子信箱，网上免费订阅的海内外大报已经在那里等候。最令我应接不暇的是，与我有共同兴趣和爱好的海内外朋友把他们自己每天在报纸上看到的好文章或是奇文投入到我的电子信箱。

　　三年来，我电话用得越来越少，而且我越来越不喜欢电话，因为电话铃声实在讨厌。在写作时，它打断我的思路；吃饭时，它倒我的胃口；与朋友聊天时，扫了大家的兴致；睡觉时，铃声更让你心烦。“有事，请随时给我发电子邮件，”我常常嘱咐朋友，暗示他们尽量不要来电话。看电子邮件是主动的，而接电话是被动的。人们最不爱做的就是被动的事情。1999年秋天，我离开了记者的职业，到大学里教书。我在课堂上淘汰了纸和笔。要求学生通过电子邮件把作业交给我。考试题也是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每个同学，要求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把答卷通过电子邮件交上来。

　　媒体的出路：上网

　　20多年前，与你周围的人谈话，除了个别偷听“敌台”的人外，大家脑子里装的都是两报一刊灌输给你的“宣传”。早上6点30分，离家门50米处的大电线杆上的广播喇叭响了。《东方红》乐曲后，便是从内容到形式上都那么单调的新闻广播。

　　而今天，与你周围的人谈话，你会发现人们头脑里的信息竟然来自这么多不同的渠道。而这一切，对中国的传媒包括对政府的信息、新闻和传播政策提出了不容忽视的新挑战。这个挑战的根源来自互联网。

　　通过互联网，中国记者、学者、政府官员、普通老百姓，包括种菜和种花的农民，发现了一个奇妙的世界：他们竟然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坐在家里，收集和阅读新闻和各种信息(包括大量受到限制或禁止的信息)。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可以发表独立的见解，在网上公开发表意见时，没有新闻检查官审查你的意见和观点。每个人还是新闻记者，人人都可以在网上发布新闻，如一个名叫Drudge的美国人抢在传统的媒体前面，向公众报告克林顿性丑闻的细节。

　　少数人向大多数公众发布新闻和信息的传播模式随着互联网的到来垮掉了。这对于政府的新闻和宣传部门是危险的，同样对于公众来说，也是危险的。信息发布者同时也是信息消费者，信息的发布失去了守门员。报纸可以长篇累牍地报道什么典型、榜样、领导人讲话、文件。但是，年轻人如果不愿意看，他们可以通过在网上无穷无尽的新闻资源里找到大量他们感兴趣的其他信息。如果你失去了年轻人，那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失去这个世界。

　　上网绝对不是一种时尚，而是改变传统文化、观念，甚至语言。这就跟当年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一样意义重大。

　　网络不是在取代一个文化，它是在创造一个新文化。毫无疑问，互联网代表着新闻传播和民主社会发展的未来，是不可逆转的大潮。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使识字和读书成了大众的事。而互联网跟毕升发明印刷术意义一样重大，国家宪法保障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即刻变成了现实。

　　网络记者与传统记者

　　20年前，在中国当记者，向公众和社会传达信息和新闻是一个令人敬畏的职业。今天，网络改变了大众新闻传播的政治经济学。互联网降低了门槛，人们不用在政治上有什么特殊要求，也不用在经济上有特别的投资，就可以当上记者。说的更直白一些，你不需要专业文凭、不需要记者证，更不需要什么训练，你一上网就可以当上记者。

　　当网络允许每个人当记者的时候，就会出现大量的伪劣产品。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无论是中国或是西方大众媒体的受众在接受信息和新闻时，通常是被动的、不动脑筋的、不持批评态度的，因此，在互联网时代，新闻传播更需要受过专业训练的新闻工作者。

　　如果再考虑到新闻的公正性和准确性等报道原则和职业道德，更说明不是每一个受过教育和上网的人都可以当记者。在网上发布信息的人并不都可以被称为记者，就好像在karaoke歌厅里拿着话筒唱歌的人不一定就是一名歌手。

　　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和多元时代，我们的社会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不同声音，我们无法只听到一种声音。越来越多的人要发表意见。但是，哪一种声音是准确的？哪一种声音更接近事实的真相？

　　这种声音需要受过训练的记者来发出。记者把公众从谣言、调侃、宣传和误讯的杂音中领出来，把事物的真相展现出来。真正的网络时代的记者应该有社会责任感。而不是像某些西方记者声称的，他们只报道“真相”，而不需要具备社会责任感。 (作者：李希光)